第69章 革命，最神圣的理由（1）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高塬傻傻地笑了。
　　
　　邵萍萍跺跺脚，催着：“梁处长，你快说！”
　　
　　梁友笑了：“就这样，被我们几个硬是赶着去了他老家。我们几个原以为他们母子久别重逢会抱头大哭，述说别后的遭遇，问长问短，可是没有，她母亲只是嬉笑着捶了高塬一拳，说：‘是老高家的’！就这么一句！”
　　
　　欧阳平常听出了神：“完了？”
　　
　　方根山递给梁友一支烟，梁友点上，“没呢。她母亲宰了只老母鸡，炖上了，问我：‘怎么一块来的？’我说是跟随您儿子来北京执行任务，路过，顺便陪他一起来看看您老人家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她母亲就板起个脸，责骂老高是开小差、假公济私，也不等老高解释，说：‘饭你别吃了，带上干粮，执行任务去！’我们怎么说她老人家就是不相信。不得已，我扯起嗓子大声说：‘大娘，您儿子刚进家门就往外撵，太不近人情了！’可是，没想到，她母亲瞪起眼睛，板着脸，双手叉腰，也是大声说：‘小梁子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！懂吗！’”
　　
　　邵萍萍盯住高塬，问：“高老师，你母亲是共产党员？”
　　
　　姜凤旗说：“你听她的讲话就应该知道。”
　　
　　高塬说：“我妹妹在回信上告诉我，三八年我们逃难失散后，母亲带着我妹妹，到了临县，参加了抗日的地方队伍，入了党，日本鬼子投降后才返回老家。”
　　
　　方根山很有感慨：“老人家觉悟高，什么事都用党的利益来衡量。”
　　
　　梁友继续说：“哈哈，没办法，我们陪着老高大气不敢出，站起身，背起背包就走。可又是，没走出去几步，老人家又把我们叫住：‘鸡都炖上了，吃完再走！不是看在小梁子的面子上，连口水都不给你喝！’老高，事后我想起这一段，我真有羞愧难当的感觉，但又想再见她老人家一面，宁愿再挨她训一顿！”
　　
　　方根山恍然大悟似的：“老高，难怪你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不肯回去，是不是怕老人家训你？”
　　
　　邵萍萍学着刚才梁友模仿她母亲的强调：“‘带上干粮，执行任务去！’嘻嘻！对吧？”
　　
　　欧阳平常接过去，补上一句：“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！’回部队去！对吧？”
　　
　　大家不禁会心地笑了。
　　
　　闻见风说：“老高，听梁处长这么一介绍，你们母子如出一辙，也加深了我对您的认识，理解了你所做的一切。”
　　
　　梁友说：“同志们，老人家高风亮节，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值得我们敬重，值得我们学习啊！”
　　
　　姜凤旗说：“高塬同志继承了她母亲的革命精神，同样值得我们学习。”
　　
　　方根山说：“老高，有机会把老人家接到部队来，给大家讲讲革命传统。”
　　
　　梁友说：“还是你们方政委想得周到，不愧为政治委员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”
　　
　　高塬说：“她哪有那个水平，各位领导太抬举她了。”
　　
　　梁友严肃起来：“我倒以为老方的话很在理，一则你们母子又可见面；二来免得我们赶过去拜访，了却我的一桩心愿；三者顺便让咱们医院帮她作个全面检查，这四嘛，就是给部队上一课。”
　　
　　高塬说：“梁处长，我没那个本事，除非给你‘小梁子’这个面子！”
　　
　　大家不禁大笑起来。
　　
　　梁友说：“好吧，今后有机会我去请。不过，老高，近阶段你必须给我压床板，谨遵医嘱，安心治疗，暂停工作，这是我专门给你下的命令。”
　　
　　高塬说：“梁处长，你不能把命令到处下啊！”
　　
　　姜凤旗嘟囔一句：“我的话没分量，只能劳处长的大驾。”
　　
　　方根山说：“老高，安心治病，身体恢复了再工作不迟。好，我们走了，你注意休息。”
　　
　　大家一齐向高塬告别。
　　
　　姜凤旗急忙回身：“哎，邬友才，这几天你不要急着去编译组报到，你就负责照料你师傅。”
　　
　　邬友才回答说：“是，我明白。”
　　
　　就在梁友他们探望高塬的时间，高塬母亲正在送往县医院抢救的路上。
　　
　　其实，高母患病有些时日了。空前的自然灾害席卷全国，高塬家乡地处黄河边上，灾情更其严重。高母省下粮食，留给孙儿孙女，还往外拿出粮食救济四邻，自己靠挖来的野菜果腹。她是农村大队的妇女主任，不但带头下地干男人的活，逢人还要宣传：困难是暂时的，大家勒勒裤腰带，熬几天，只要苦干，地里一准长出粮食，明年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到后来，地里的野菜也挖光了，她就偷偷地用谷皮秸秆熬汤喝。她本来肝脏就不好，只是自己不承认，又不重视去治。前一阶段儿媳见她肚子越挺越大，用手敲敲，像敲在鼓面上“咚咚”作响，情知不好，叫来小姑子一起把她送到公社卫生院。最初卫生院的“赤脚医生”诊断是近阶段接诊常见的“浮肿病”。但是，症状又不完全像，怀疑会不会是“肝腹水”。高塬媳妇一听就明白，“肝腹水”那是肝癌晚期的症状。于是，背着婆婆，去旁边的邮电支局给高塬发了加急电报，希望他立即赶回来与其母亲见最后一面。哪成想就这功夫，医生到处找她，等她回到医院，高母问她去了哪，因为逼得紧，她不得已把实情告诉了婆婆。高母不但没有夸奖儿媳，反而数落她不该影响高塬的情绪，不该去分他的心。她对儿媳和女儿说：“我这把年纪死了，值得！有了当革命干部的儿子，而且还是做保密工作的解放军中校，你们也都入了党，是党的人，有孙儿孙女，有了接班人，我可以闭眼了。毛主席说过，是人，总有一死。有的比泰山要重，有的比鸡毛都要轻。你们把塬娃子叫回来，他又不是医生，不仅救不了我的命，反而破坏部队的工作，我们就对不起革命，我死了就是鸡毛，就跟鸡毛一样轻。赶快去再发个电报，让他别为了我，影响部队的工作，让他别回来！快去！”高塬媳妇知道婆婆的脾气和党性原则，只得强忍眼泪，去邮电支局重发了一份类似“辟谣”的电报。这就是姜凤旗交给高塬的那份电报。
　　
　　这就是一个农村普通共产党员最最朴实的胸襟！临与世长逝之时，临与爱子告别之时，想到的仍是“革命”二字。